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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北，历来就是贵州汉化最彻底的地方之一。

北邻重庆的地缘优势，让遵义人不止是口音，就地域性格和社会氛围，也充满着一种类似重庆敢闯敢拼的江湖气。

甚至于，这座三线城市在省外的知名度和认知度上，很可能还高于省会贵阳，提到贵州，有人首先联想起的是遵义会议。

熟悉贵州的人，可能已经感受到，这几年的遵义，确实让省会贵阳都感到紧迫。

俯瞰遵义城区

与省会一步之遥的第二大城市？

2018年，贵阳市GDP实现3798.45亿元；而遵义的地区生产总值为3000.23亿元，这意味着这座城市首次跨入“三千亿俱乐部”，更值得玩味的，这个数值，和省会贵阳属于同一个量级。

贵阳消费旺盛，得益于第三产业活跃，但遵义的第一、第二产业积淀，同样不可小觑：

第一产业：

遵义的农业堪称全省龙头，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411.36亿元，是省会贵阳153.10亿元的2倍还多。

第二产业：

如果说贵阳对遵义的农业产值无动于衷，那么遵义的工业崛起，就不得不让其高度重视了，2018年，遵义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1374.16亿元，和同期贵阳的1413.67亿元，相差无几。

遵义老城区知名美食街：捞沙巷（当地话读：hàng）

遵义和贵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市和三产：

2018年，贵阳第三产业增加值2231.68亿元，比例占到总GDP的一半以上，达到58.8%；

而同期遵义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14.71亿元，比例占到GDP的40.5%。

众所周知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对就业人口的容纳力度是最强的，但是在人口的“储备”上，遵义也优势尽显：2018年，遵义年末常住人口达到627.07万人，比贵阳全市年末常住人口488.19万人，多出整整近139万！

某种程度上，甚至可以说，遵义和省会贵阳的差距，堪称“一步之遥”。

不是所有的三线，都是“双核模式”下的三线

托城镇化进程的福，最近这些年，贵州的城市建设多多少少有所成就，但在城市发展进化到更高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——城市群的年代，任何城市都不能再孤立的看待，贵州也不例外。

虽然实现城市群的路径有千万条，但大致可被分为两大类：“四川模式”和“山东模式”。

四川模式因成都“一城独大”而闻名，而山东近90%的地级市都在全国百强之中，以“均衡”“无龙头城市”惹人关注。

稍微有点政经常识的人，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：前者是“先富带动后富”改开总设计师的家乡，而后者正是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孔家教的发源地。

贵州省城镇体系规划（2012~2030）

在《贵州省城镇体系规划（2012~2030）》中，以贵阳、遵义为核心的“双核”格局，虽然有大有小，但贵阳和遵义“两大都市圈”的基本轮廓已然圈定。

贵阳-安顺都市圈以贵阳都市区和安顺中心城市为发展核心。

遵义都市圈以遵义都市区为发展核心。

在谈及遵义都市圈时候，还出现了“重点加强与重庆、四川南部地区重点城镇的产业分工与合作”的表述，这种跨越过省会城市，直接与外省市对接的案例，其实并不多。

可见，在省域空间格局中，未来的遵义，被摆在了和贵阳几乎同一等次的地位。

贵州的“双核”，不同于四川成都，也不同于山东。

贵遵复线扩容工程：楠木渡乌江特大桥

对于西南山地省份而言，有限的资源，更需要得到更高效地利用到刀刃上，四川模式也是被事实和实践予以证明了的成功之路。

对于同处于西南的贵州而言，山东模式的百花齐放，显然并非明智之举，而四川成都的一枝独秀，又可能会令贵州本土社群的保守氛围紧张，选择“双核”，不得不说，更类似于一种折中，但这其中的选择和纠葛，就像是遵义的茅台一样，着实耐人寻味。

虽然省内“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”的呼声在不断加强，贵阳也在暗暗发力，但无论如何，对遵义而言，对于拥有茅台的遵义而言，现有的格局显然最有优势。

不是所有的三线城市，都能在省域格局中以“核”为称，遵义，算一个。

新蒲可能只是前奏，大招或许在后头？

目前，遵义新蒲新区的房价，高点可达七八千的单价，而与此同时，贵阳城郊，比如双龙板块，仍有五六千的楼盘尚未售罄。

新蒲，这个位于遵义中心城区东部正县级建制的新区，一度被认为是“贵阳版的观山湖”，如今的地位，在《遵义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 年）（公示稿）》中，更是被提到了与遵义“主城”并列的“双核”。

然而，同样拥有大量待开发土地、且拥有与省会贵阳接壤独特地缘优势的播州，也被纳入了“主城区”的范畴。

遵义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 年）

新蒲在城东，播州在城南，这两个板块，大概率会成为遵义未来的“潜力矿”。

而在播州以南的大山外，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呼声不绝于耳。

近年来，省会贵阳向北的意图也十分明显，不论是同城大道，还是白云、高新、沙文等板块的布局，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贵阳“北拓”的野心：通过省会城市的向心力，辐射并吸引遵义人口、产业南下。

遵义高铁新城

如果贵阳“北部三县（修文、开阳、息烽）”一旦成势，则遵义的播州的“苏醒”也就指日可待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新蒲的迅速崛起，可以视为是在打一个时间差：在贵阳“北拓”成势、辐射播州全面“苏醒”之前，尽量成熟和饱和起来，以免未来环省会城市圈的播州，吸走更多的“购买力”。

新蒲，可能只是排头兵；播州，也未必不会成为遵义未来的重头戏。如今新蒲的价位已逼近六七千，那么未来播州的底气从何而来？答案很简单，两个字：人口。

地域认同感对人口的强吸附

在西南版图上，互不服气的“兄弟城市”，除了重庆和成都外，遵义和贵阳之间的“争论”，恐怕省外人少有耳闻，但是在贵州省内，这两座城市之间的“竞争”“对比”，也是小有名气。

不论是从早些年的知名度、还是人口总数，甚至就连茅台产生的GDP份额归属，都曾引起过热议。

2018年西南大区（云贵川渝藏）经济体量top10城市

像遵义这样强势的省内第二大城市，显然并不常见。作为西南非省会城市GDP常年排名前列，力压一众西南地级市（特别是四川省），与广西柳州齐名的遵义，在人口总数上，甚至和省会贵阳形成了“倒挂”现象：即，人口总数比省会城市还多。

贵阳：我是省会

遵义：我人口多

贵阳：我是交通枢纽

遵义：我人口多

贵阳：我人均GDP高

遵义：我人口多

省内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人口倒挂并不罕见，但罕见的是，贵州的省会贵阳，在省内的人口总量，排名第二都算不上。排名第一的是毕节（2018年末常住人口668.61万），第二是遵义（2018年末常住人口627.07万），第三才是省会城市贵阳（年末常住人口488.19万）。

无论是从人口体量上，还是从人们对地域的认同感上，遵义的人口优势都显而易见。

虽然近年来从遵义到贵阳打拼的年轻人不少，但不少遵义人骨子里还是对故土的眷念还是很强的，正如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，有家的地方没工作”所描述，如果有得选择的话，还是会有不少人留在遵义。

对于遵义而言，人口储备量并不是问题，更需要关注的，是人口的“城镇化”。

遵义老城区，湘江河穿城而过

2018年，遵义人均GDP为47931元，与贵阳78449元的人均GDP对比，差距甚远。

如果人口的地域认同感足够强大，能将大部分人口“吸附”在当地，在追赶贵阳过程中保持基本体量、不明显外流的话，那么可以说，未来遵义城镇化迸发出来的潜力，的确能让省城贵阳“虎躯一震”。

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

在同等劳动时间和强度下，有多少年轻人能够拒绝贵阳的高薪报酬而留在遵义？

在贵阳近郊仍有五六千单价“笋盘”可捡的时代，有多少人愿意押注高达六七千的县级新区新蒲呢？

时间和现实会证明一切，我们拭目以待。